辽宁省抚顺市长栾庆伟昨日被通报“双开”。这样一个局级官员的政治生命终结，小伙伴们早已见怪不怪。就在本轮反腐大幕拉开之后，中国四大“煤都”抚顺、鄂尔多斯、大同、萍乡均有大员落马，由此让社会对“黑金”腐败再度变得敏感起来。这样的节奏“生猛”地给人以直观感受：在煤炭的主要产地，一抓一个准，还有人调侃此为“前腐后继”。(新浪网12月23日 )

　　公众有这样的判断逻辑，并不稀奇。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上，我们的党员干部正面临着一系列新的风险和挑战，尤其能源领域仍然处于垄断经营。这让在垄断夹缝中艰难生存的民间资本不得不依附于权力，通过金钱换取进驻能源领域的机会，进一步滋生腐败。从石油、煤炭开采，到电网、油气管网、输电线路建设，能源局囊括了几乎所有能源领域的项目审批。审批项目多，腐败的机会也就变多。所谓“准”，其实是对权力与煤炭利益之间瓜葛的生动讽刺。凸显的是制度性反腐不足的根本症结所在。严惩腐败就是对于官员清廉为政的最大警示，但严惩既有的腐败官员，很大程度上，只是对于一种腐败存量的清理，并未触及到对于腐败生成土壤的瓦解和机制性补阙。也就说，贪腐官员被抓了，但诱发腐败的机制、温床仍在，如何确保后任者不重蹈覆辙的预防机制，并未生成。那么，腐败接力也就不意外。

　　“煤都”官员腐败案件高发，落马的官员也一捋一大串，但与系统腐败相伴的行政垄断并未祛除，刺激腐败的因素仍在，贪官自然屡抓不绝。巨大的利益关联，是腐败的第一温床，温床里待久了，就会得软骨病，被金钱、名利等贪欲所累，心中便装不下党和人民的利益，就会轻易的把权力与贪欲捆绑在一起，一步步蜕化变质。这种哪里利益大，腐败就越严重的现实，最直白地反映了廉洁保障制度的脆弱甚至是空白。邓小平就精辟指出：“总病根”是“权力过分集中”。而解决总病根的治本之策，就应该而且必须从源点出发，实施党内分权，加快推进权力结构改革。

　　因此，必须重视修补制度的漏洞，只有加强腐败国家立法，才能保证反腐败的正当性、稳定性和持续性，法律的作用不在于惩罚犯罪，更在于预防犯罪，修缮法律制度，把权力真正关进笼子里，让官员不敢腐、不能腐、不愿腐。而且，只有将反腐败纳入法治轨道,才会给人民群众带来持久信心，而不是面对官员落马新闻无奈的调侃。

　　作 者：孔祥飞