北京纪检监察网日前发布情况通报，今年前10月，北京共有1234人受到党纪政纪处分，其中局级干部18人。　　通报显示，1至10月北京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共接受纪内信访举报13934件，立案1649件，增长57%。给予党纪政纪处分1234人，增长47.1%。移送司法机关149人。查处“小官贪腐”342人。(新华网)

　　相较于位高权重的“老虎”，“苍蝇”腐败显得更加隐蔽。“小官巨贪”多发生在基层，他们的职位不起眼，权力也看似不大，是“暗度陈仓”的天然屏障，而且“小官”们都非常善于伪装自己，欺骗性和迷惑性很强。而且小官员如果与更大的官员勾结，形成“利益共同体”，贪腐能力和破坏力就在权力网中放大了。河北省秦皇岛市北戴河区供水总公司总经理马超群1.2亿元现金、37公斤黄金、68套房产，让人瞠目结舌的贪腐数字，北京动物园原副园长肖绍祥被控涉嫌贪污上千万元，“土地奶奶”罗亚平，涉案金额高达1.45亿，成为“职务最低、涉案金额巨大的女贪官”。

　　官不在大，有权则灵。“小官巨贪”的现象多是发生在基层官员和一些乡村干部身上，手上有了点权力，又加上“天高皇帝远”无人监管，势必导致一些基层干部目无法纪，滥用权力。正如于凡一样，做了十年的社区主任，紧握决策“大权”，有了权力就有了贪腐的基础，于是以土地开发权为筹码，向开发商提出“进贡”要求，谁同意就给谁。上级部门监督不严，群众参与意识不强，于凡权力在手，一叶障目，这些都为小官权力寻租提供了机会。

　　由于缺乏有效的监督和制约，上级政府很难对基层领导干部进行全程性、实时性监督，使得一些基层领导干部产生了“权力无边界”的错觉。从下至上的民主监督和社会监督，在基层并没有发挥应有作用，有些地方甚至出现民主监督被架空的情况。一些基层领导干部用各种借口不公开权力、财务清单，很大程度上使基层的民主监督流于形式。

　　“小官巨腐”并不是一个偶然现象，它是长期以来制度监管缺失，权力放纵无度的后果。与此同时，“天花板效应”造成官员心态失衡也是导致“小官巨贪”的原因。在基层，许多官员错误地认为“自己的晋升渠道有限，不如攫取经济利益弥补政治损失”。此外，在一些地区，还存在基层领导干部与上级领导干部结成“利益同盟”的情况，导致上下级共同“掠夺”基层资源，阻断了公众的诉求渠道。

　　治理“小官贪腐”必须划清权力边界。在制度上，要建立权力公开制度。“政府只有透明了，权力才能被监督。”权力公开制度需要公开四个清单，即责任清单、权力清单、财物清单和负面清单。前两个清单相辅相成，先有责后有权，越到基层权力责任越要明确。财物清单即财务预算公开。负面清单则是要求基层官员“放权”，只有“四单合一”，才能真正使权力在阳光下运行，有效遏制腐败。

　　小官是群众身边的干部，他们的一举一动、一言一行，关系到党和政府的形象与公信。彻底治理“小官巨贪”，我们就必须把好权力监督这条脉，找出权力监管的漏洞，滋生腐败的环节，明确干部手中的权力与责任，加强监督和制约，用制度和法治把权力关进“笼子里”，铲除寻租牟利的渠道。民众在为反腐“上无禁区”拍手称快的同时，更期待反腐还能做到“下无死角”。　(文/刘文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