习近平同志在一次考察时说：“政策好不好，要看乡亲们是哭还是笑。”“好政策”不仅有助于构建和谐的社会生活，更能让公民崇尚和维护社会公德。因此，提高政府政策制定水平、以“好政策”助推社会文明进步，迫在眉睫。

 “好政策”不仅要注重经济效益，更要注重社会效益。在市场经济条件下，企业制定政策往往是以经济效益为出发点，以利润最大化为原则，但政府的政策却不能局限于GDP、财政税收等经济效益，而要更多地考量生态环境、公平正义、可持续发展等社会效益。多年前我国推行的“限塑令”，在刚出台的时候确实有过一些争议，但时至今日，公众已经逐渐理解了这项政策出台的意义，节约资源、保护环境也逐渐成为社会的共识，“限塑令”取得了良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。

 “好政策”不仅要引导公民行为，更要提升公民内在修养。从某种意义上来说，政策的奖惩功能就是一种激励约束机制，由此引导并规范公民的行为。但是，社会文明程度的提升不仅仅需要制度的外在约束，更需要公民内心深处对社会公德的崇尚和维护。如在道路交通安全方面，通过将醉酒驾车定为犯罪，在公安、路政、卫生等部门的齐抓共管之下，醉酒驾车导致的交通事故有了明显减少，礼让行人的车辆增加了，闯红灯的行人变少了。这说明，人们在政策的约束之下慢慢的提升了内在的修养。

 “好政策”不仅要满足公民意愿，更要注重通过好政策滋养公民的理性乃至德性。政府在制定政策时，理应充分考虑公民的诉求，满足公民的意愿，但相对于被动地“应民所需”制定政策，政府更应主动地“适度超前”做好规划，引导人们不断丰富精神追求、提升自我修养、完善个人品格。1977年我国恢复高考的重大政策，不仅满足了适龄青少年的求知欲，更使亿万中国人的精神面貌焕然一新。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重大历史关头，这项政策指引着中国走上了现代化之路，奏响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序曲。

政府制定政策，不是为求一时之功，而是要谋长远之效。提升公民内在修养、滋养公民理性及德性、助推社会文明进步，政府要认真打好“政策”这张牌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