当前中国已进入“矛盾凸显期”和“风险高发期”，风险性是这一时期的突出特征，这种风险性已经实实在在地渗透到了各个阶层、各个人群，包括官员，其中在“涉地”、“涉房”、“涉矿”以及地方党政“一把手”等官员的身上表现最为明显。

　　腐败“高发区”是怎样炼成的？交通部门的管理权限越来越大，面也越来越宽，许多权力看似简单，影响却很大。身为交通部门的官员，手上的权力是“至高无上”，一个批示、一个招呼就可以制造一个千万富翁。于是，许多人想方设法、绞尽脑汁去攻关、去巴结、去讨好，梦寐以求都想分一杯“唐僧肉”。

　　但不得不说，交通部门当官“高危”，其实是一个“伪命题”。交通系统官员对贪腐缺少“抵抗力”却并非是先天缺陷。清廉的官员各有各的清廉，贪腐的官员却都有权力集中、缺少监督的相似诱因。

　　交通建设领域成为腐败多发地带，无外乎是权力过于集中而又缺乏监督制约，但问题首先出在目前政府的投融资制度安排上。一切基建资金在交通系统内部封闭运行，交通行政部门与负责建设的公司多为母子关系，筋脉相连，导致政府权力部门化，部门权力个人化，个人权力绝对化。

　　好的制度让坏人变好，坏的制度让好人变坏，动辄上亿的项目集中在交通系统，制度设计稍有疏漏便很容易滋生腐败。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，所谓的腐败“高发区”才能转危为安。（文/陈丽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