刘小军：这种“量化问责”几乎没有弹性空间

近年来，“问责”已成为环保等多个领域治理的利器，但提出“量化问责”概念尚属首次，意味着今后环保问责将会更加精准。首先，“量化问责”明确了重点对象，即“散乱污”企业整治不力、电代煤和气代煤工作不实、燃煤小锅炉“清零”不到位、重点行业错峰生产不落实等问题。这一指向很明确，就是在倒逼各级政府在热点、难点问题上精准发力。
对治霾不力进行问责，早已是从政府到民间的共识。但问责治霾不力，之前缺少一套细化的制度，以至于相应的问责有时比较随意：问不问责，经常取决于许多人为因素，如上级督促力度大不大、社会是否反响强烈等，弹性空间不小。
个别地方主要负责人把“铁腕治污”挂在嘴边，大会讲、小会说，实际工作中却不以为然，又怎么可能给下级官员以治霾的压力？此前，中央环保督查组在批评一些地方治霾不力时，都会提到部分领导的“思想苗头”，包括对治污“不重视”、“盲目乐观”，对环保“艰巨性和敏感性认识不足”等。在此情景下，下面的治霾这根弦能不松？
不难看出，这种“量化问责”几乎没有弹性空间，可有效打消某些地方官员的侥幸心理。而这也应该成为我国官员问责制的改革方向之一，即该不该问责、该问责谁、怎么问责都具体量化，消除在问责过程中玩猫腻的空间。
量化问责凸显政府铁腕治污的决心，也是问责制度化的破冰之举，即大气治污不力的问责标准更加清晰细化，问责的对象更具体、层级更高。下一步，各地应制定相应的问责办法，明确向谁问责和所问何责，主管部门也应加大督查力度，增强地方管理者的责任感和危机感。
通过细化问责事项、制定问责标准、明确追责层级，无疑是给各级领导干部工作定标准、设门槛，以看得见的标准划出责任的“硬杠杠”、戴上纪律的“紧箍咒”，让问责不再止于简单的批评、检讨，或者“轻飘飘”的纪律处分，而是直接关系个人前程，从而形成强大的震慑力。
蓝天改善的成绩来之不易，在亮丽的数据背后，是各地多少干部职工任劳任怨，放弃休息日，日日夜夜恪尽职守取得的。他们不辱时代使命，不负人民期望，赢得了治理行动的胜利。然而，我们也看到，在区域整体取得突出成绩的同时，各地大气污染防治还是存在整治力度并不均衡的问题。（文/刘小军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