历经十八大和十九大，十年来生态治理得到了各级政府的高度重视，生态治理工作取得的成绩十分显著。但生态破坏容易，恢复起来却极其艰难，生态治理仍然存在许多难题尚待解决，地方生态治理任重而道远。

生态环境成为“问题”主要是基于人的生存而言。人与环境之间的关系是生态问题的根本。人类认识到地球环境成为生态问题，始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。人类改造自然，虽是社会的进步，但这种进步却建立在对自然破坏的基础之上。从农业文明到工业文明，人改造自然的能力越来越强，付出的自然生态代价也越来越大。

首先，中央政府要为地方政府确立经济适度发展策略。近十年里，绿色GDP成为考核地方政府官员的指标，离任生态审计给地方官员增加了一个紧箍咒，但在发展才是“硬道理”的前提下，追求经济发展仍然是地方政府的目标追求。生态问题主要源于工业化，适度工业化才是最优的发展策略。根据相关学者的研究成果，当前中国发展增长率保持在6.5%左右是相对适度的发展速度，而低于5%的发展速度也会带来很多社会问题。“硬道理”之下，地方政府仍缺少一个适度的标准，GDP的赶超仍然火热。每增加一个点的增长率，就需要大量资源能源的支撑，相应的环境治理难度就会增大，中国的整体环境已经无法承担起过快的增长，没有中央的发展限速，地方发展的“机器”就不会停止。

其次，东部地区应立足于转型升级以实现适度发展目标。传统工业尤其是制造业，虽然能带动GDP快速增长，但是过度依赖则会超出环境承载能力。东部地区多行多业同时发展，优先发展第三产业，尤其是互联网产业，将为经济带来新的发展极。产业的转型和转移需要同时进行，“一带一路”将为东部地区带来产业发展的新机遇。产业转型和转移，才能从根源上解决生态治理问题。浙江杭州实现了比较成功的产业转型，对其它地区产生了示范效应，也增强了发展信心。

再次，中西部地区应立足于本地实际适度发展工业。改革初期的工业发展狂潮已经过去。中西部地区的后发，也存在一定的优势，即发展道路可借鉴，发展的技术可跨代，中西部地方不需要再重复东部地区发生过的故事。选择适应本地的发展模式，就是最优策略。例如，在生态环境极为脆弱的青藏高原，青海选择了在高原草场退出工业化（开矿），保护生态优先，这是难能可贵的适度发展之路。（小粒子）